[摘要] 高尔基路195号和193号，刘长春一家与郭沫若的日本夫人郭安娜的昔日住宅。早已人去楼空的日式房被高大的挡板围住，但是封存的记忆却能穿透挡板，超越时空：黄色的2路公共汽车疾驰而过，车轮卷起梧桐落叶，这是大多数人对上个世纪高尔基路的记忆。
高尔基路195号和193号，刘长春一家与郭沫若的日本夫人郭安娜的昔日住宅。
早已人去楼空的日式房被高大的挡板围住，但是封存的记忆却能穿透挡板，超越时空：黄色的2路公共汽车疾驰而过，车轮卷起梧桐落叶，这是大多数人对上个世纪高尔基路的记忆。
如今车过叶落，时常想起父亲晨练的身影，临街窗前，父亲备课的样子，这是刘鸿图心中家的记忆。
刘鸿图是有“中国奥林匹克人”之称、大连理工大学教授刘长春的小儿子。
这里曾是教育界精英的居住地
2010年后，高尔基路沿街住宅只保留了195号和193号，这正是刘长春一家和郭沫若的日本夫人郭安娜的住宅。刘鸿图说他们家是1956年从青云街(小区网论坛)搬到高尔基路的，“80多平方米的日式房，当时觉得好大呀。”从1956年到现在，刘鸿图在这里已经生活了半个多世纪。
在一个深秋下午，刘鸿图在老宅里向记者讲起了老宅故事，虽然天气渐凉，可他还穿着短袖，方头阔脸，面色红润，老人外表极像父亲刘长春，更是秉承了父亲的好体格，“我现在还坚持游泳呢”。
刘鸿图老人刚从新西兰探望女儿归来，坐在当年父亲坐过的沙发上，阳光透过窗户，洒在老旧的红地板上……
“高尔基路两边的住宅都是日本人在1935年前后盖的，当时可不是为一般日本老百姓盖的，住的人也是有一定官职的，听说至少也得是个科长。”1949年，大连大学成立，为了吸引教育人才，大连市政府(小区网论坛)把包括凤鸣街和高尔基路，这批日本科长住的房子全都批给了大连大学的教职工，这些住户中不乏名人，大连医学院吴襄教授、大连工学院的赵国藩和王众托等知名科学家，当时在十多岁的刘鸿图眼里，这些著名科学家就像普通人一样，早起晚归，上班下班。
房屋全是木制的，能抗8级地震
脚踩红地板咚咚作响，家里有厕所，不用大冷天往外跑蹲厕所，家里还有能洗澡的地方，能住上日式房曾是多年前许多人的奢望。虽然住了好几十年，刘鸿图指着脚下的红地板，又用脚使劲踩了踩说：“这种地板是松木的，从来没有换过。”红地板的表面已经有些磨损了，两国生活方式的不同，把一些物件的功能简单化了。在刘鸿图家里，门槛要比屋里地板地面高出五六厘米，刘鸿图说这五六厘米正好是榻榻米的高度，原先的日本住房平时在地板上铺上榻榻米，一家人在榻榻米上盘坐。
房间的建筑用料主要是木料，来自地震频发区的日本，把安全的理念照搬到当年的大连。“三个房间都是用拉门隔开的，墙壁也是用木板夹的，不是很隔音。后来中国人又把墙壁拆掉，换成了砖石材料，把拉门也拿掉了，换上了中国式的大木门。”其实，家中的秘密无论是拉门还是木墙壁，都是很难阻拦住的。
正因为自家房屋是木质结构，才让刘长春一家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地震警报频响时期，仍安然度过，刘鸿图说：“好多人都在外面搭地震棚，我们一开始也想搭，这时别人跟我们讲你家不用搭，你家房子能抗8级地震。”
老宅见证家国命运
住80多平方米的房子，在刘鸿图的眼里还挺大，但这种住大房子的好日子很快过去了，“文革”中，刘家的三间房变成了一间，“造反派有一天跟我妈说，你丈夫有问题，你别住这么大房子了。”随后，搬来了两家，刘鸿图和父母，还有三个哥哥、两个妹妹挤在一个十四五平方米的房间里，就这么一过就是好几年，直到“文革”结束。
当年就是一家八口挤在一个小屋里，刘家的孩子也奋发要强，六个孩子中有五个考上了大学，刘鸿图说大哥刘鸿亮最牛，“他大我13岁，是清华大学毕业的，是工程院院士，中国湖泊治理首席科学家。二哥和三哥分别是东北师范学院和长白商学院毕业的，可惜二哥和三哥都去世了。”
刘鸿图说在中国申办奥运会时，一向清静的高尔基路195号变得特别热闹，一度门庭若市，不下百家的媒体记者挤进小屋采访刘鸿图，充满自豪地将中国申办奥运会与“中国奥运人刘长春”联系起来。
冬暖夏凉，功能完善的小楼见证了家运兴、国运昌，老宅也在刘鸿图心中变得更伟岸、更有意义。
刘鸿图说住在日式房里，夏天凉爽是因为地板下面是空的，能通风；冬天暖和，是因为家里生了炉子，后来又安上了暖气。“上世纪八十年代，为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大工和大连化物所联合出资，为我们安上了暖气。”刘鸿图手朝上一指，“为什么大连化物所会介入？因为我们的邻居是郭安娜，她的儿子郭和夫就是化物所的。”
安静的邻居郭安娜
郭安娜住在高尔基路193号，位于刘长春家的楼上。刘鸿图更加细化了郭安娜的住处，“其实郭安娜住在另一个门洞的楼上，她的大儿子郭和夫和她紧挨着，郭和夫家正好住在我们家楼上。”
站在楼外，看到二楼窗户紧闭，毫无声息，刘鸿图说郭家的人早搬走了，房子好像卖给了一个房地产公司，一直闲置无用。
秋风掠过，小楼更显孤寂。
1916年，在日本圣路加医院，一个中国男人与一位日本少女的邂逅为后世留下让人慨然而叹的爱情故事。爱火炽烈，幸福短暂。在郭沫若文坛标杆式的定位和身份下，几乎没有人去公开探究一代文坛巨星的过往情事，也让一位奇女子在远离祖国的异乡独守空房，平添无法诉说的幽怨。
说郭安娜是个奇女子，奇在她在丈夫郭沫若落难时，肩扛一家责任，对丈夫说：“家事你莫管，你要努力呀。”浸透一个日本女人对夫君的爱与尊重。她把自己的五个孩子全部抚养成人并带回中国，顿现深明大义的慈母胸怀。她低调行事，从不为他节外生枝，尽显奇女子包容一切，海一样的度量。
据在上海照顾过郭安娜的吴月英老人回忆，1983年，安娜老人当选为第六届政协委员，她原打算去北京参加政协会议，可是经过再三考虑，最后决定不参加会议。她说：“我希望不要把我抬得太高，我身价高了会影响我丈夫的声誉。我要是去参加会议，人们看到我，就会议论他，我不希望贬低他，不希望把我们的问题表面化。”
“郭安娜个儿挺高，长得很漂亮，就是太安静了。”这是刘鸿图对这位邻居的印象，“郭安娜没工作，整天呆在家里，一般很少下楼，买菜做饭就让她的儿媳妇郭喜代子去办。听母亲讲，她没事时就盘腿坐在榻榻米上，手里捧着一本书，静静地读。”刘鸿图说郭安娜总是挑选两家都没有其他人在家的时候，和母亲姜秀珍简单聊一聊，母亲还给她包过饺子。
刘鸿图说郭安娜汉语说得太一般了，但她对中国人很尊敬，也很有觉悟，“除‘四害’的时候，她也在楼上放一个盆，拿着个小棍子使劲敲。”
如工人般朴素的郭和夫
许多人称郭安娜的大儿子郭和夫外表很像父亲郭沫若，但刘鸿图说父子俩真不太像，“感觉郭沫若的额头更宽一些，郭和夫长得像妈妈，有些瘦。他的夫人郭喜代子也是位日本人，曾经在化物所的印刷厂里工作。”
两家虽然楼上楼下住着，但是两家人却不走一个门，刘家走的是临高尔基路的前门，而郭家走的是后面的门，放学后的刘鸿图偶然看见郭和夫，基本上是郭和夫拿着小铝盆外出买豆腐，“郭和夫太朴素了，就像一个普通工人一样，其实人家是化物所研究员呀。”
可能是吃过刘鸿图母亲包的饺子，郭和夫投桃报李，他喜欢钓鱼，经常给刘家一些新鲜的鱼，“都是挺大的梭鱼。”刘鸿图和郭和夫最后的一次接触是有一年，街道搞联防，刘鸿图和郭和夫编在一组一起值晚班。“他背着一个小学生用的旧书包，我问他里面装着什么，郭和夫不好意思地说是两块凉地瓜，准备饿的时候吃。”
1994年，郭和夫的意外去世并没有被众人所知，刘鸿图说当时郭和夫正在前往伊春，准备洽谈当地与大连的一个合作项目，不幸在火车上突发脑溢血去世。
一年后，101岁的郭安娜在上海与世长辞，在她的晚年，她居住在上海的时间要比大连多一些。这位百岁老人的清冽人生即将走向尽头的时候，她说：“希望倒在碧清的湖泊中，我爱吃湖泊中的鱼，也让鱼儿以我为食吧。”
刘鸿图：我要在这里陪父母
梧桐的落叶随风轻轻划过窗外，刘鸿图说他们家刚搬到高尔基路时，这里栽的全是杨树，梧桐是后来栽的，那时也没有2路公共汽车，顺着高尔基路再往西就是太原街(小区网论坛)，也就是柏油路的尽头。“一过太原街就是海，能游泳，能钓鱼。”
家里的印迹还是父亲的，父亲的照片摆在最显眼的位置上，父亲用过的老式写字台仍静卧在房间的西南角，书架上的书籍很多是父亲所有，那个年代精装的《斯大林全集》现在已经很少看到了。在68岁的刘鸿图的记忆中，父亲的形象仍然鲜活，宛如昨日。“父亲犯病的那天早晨，他还和往常一样围着小楼跑步、做操，这是老人的固定生活套路，风雨无阻。可是那天不同寻常的是父亲晨练后，面色不好，豆大的汗珠直淌，父亲说不舒服。”后来，刘长春被确认患上肠梗阻，不久溘然离世。
父母离世后，留在大连的刘鸿图自然继承了老宅，他说年轻时发扬风格，没要单位分的房子，后来，房价涨了，也买不起新房子，现在他和老伴也不想当“老候鸟”，天冷而飞，天暖而归，他说住在老宅里也挺好，感觉仍是陪着父母一起住。前几天的一场秋雨让他和老伴一顿忙活，老宅漏雨了，他俩动用了家中的大小脸盆“盛载甘露”。
看着周围的日式房变成了弃宅，刘鸿图说：“从城市的历史脉络上来看，把这些房子扒了挺可惜的，它们毕竟是特色，而且不可重建。”
刘鸿图认为可能是因为有刘长春和郭安娜这两位名人住过，所以老宅才得以保留，去年有关部门和他谈想把高尔基路195号变成刘长春旧居，成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听了当然很高兴了，父亲的皮箱和铁床我都保留着呢。”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事情就没了下文。
早在好几年前，大连市首批重点保护建筑公布时，就有刘长春和郭安娜的老房子，“市里发给我们一个大牌子，是铜的，我没把它挂出去，怕有人偷了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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